他站起身，整了整衣领：“档案袋我交给你了。怎么用，什么时候用，你自己判断。我只有一句话嘱咐你——”
“您说。”
“别一次全撒出去。一次全撒出去，这张网会把人逼急了。你得一个一个地动，让他们摸不清你手里到底有多少牌。让他们互相猜，互相咬。他们自己咬起来，比咱们查什么都管用。”
买家峻点了点头。这是他来沪杭新城之后，听过的最实在的一句话。
常军仁走到门口，忽然站住了，没有回头。
“老买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这些年经我手提拔的干部，有几个后来出了事。每次想起来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我是搞组织工作的，选人用人是我的本分。把坏人用上去，是我的失职。”
他的声音低沉下来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：“我不求别的，只求将来有人提起常军仁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别只说他是沪杭新城的一个太平官。我这些年……也不是什么都没做。”
门关上了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
买家峻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天光大亮，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，照在新城那些盖了一半的安置房上。那些楼，停了整整一年了。钢筋水泥裸露在空气里，锈迹斑斑，像一堆被遗弃的骨架。
他打开了档案袋。
里面是厚厚一沓材料。手写的笔记本、打印的账目流水、复印的审批文件，还有一些照片。每一份材料都编了号，附了说明，字迹工整得近乎严苛——是常军仁的字。买家峻认得他的字，组织部的文件上常见，一笔一划，规规矩矩，从来不出格。
他翻到第七页，停住了。
那一页上写着一个名字——解宝华。名字下面是一条时间线，从四年前开始，一直记录到两个月前。每一次违规审批、每一次违规打招呼、每一次和杨树鹏的秘密会面，时间地点一清二楚。最早的一条记录是四年前的春天，解宝华以市委秘书长的身份，“协调”了一块新城区核心地段的商业用地，受让方是一家名叫“鹏程实业”的公司。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，就是杨树鹏的堂弟杨树海。
那一年，解宝华的儿子刚好出国留学。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，折合人民币两百多万。
常军仁在备注栏里只写了五个字：资金来源不明。
买家峻看着这五个字，忽然觉得后背发凉。五个字，一个组工干部写了三年。三年里他每天上班下班，开会调研，和这些人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讨论干部的德能勤绩廉。他知道这些人的底细，却只能看着他们步步高升，看着他们把手伸得更长，把新城啃得更空。然后回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在笔记本上再添一笔。
这就是常军仁说的“不是什么都没做”。
买家峻翻到最后一页，愣住了。
最后一页不是材料，是一封信。手写的，用的是组织部的便签纸，字迹和前面一样工整，但笔锋明显重了很多，有几个字甚至把纸都戳破了。
“老买：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大概已经在纪委的谈话室里了。不要惊讶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这些材料是我记的，我交的，我负全部责任。我给组织上交了一辈子干部材料，今天也该给自己交一份了。这些年，我的底线一退再退，退到最后连自己都快不认识了。昨天那一夜雨，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。我想起我入党那年，老部长跟我说的话——‘搞组织工作的，最怕的不是看错人，是看对了好人不敢用，看准了坏人不敢动。’我不敢动，怕动了动不了，反倒把自己折进去。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折进去就折进去，总比眼看着他们把你弄死在雨夜里强。档案袋里的材料，够启动一次全面调查。我已经抄送了一份给上级纪委。这份是给你的——给你，是为了让你心里有数，知道谁是人谁是鬼。沪杭新城的天，该亮了。常军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