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军仁的办公室在市委大楼九层，走廊尽头最后一间。
买家峻来的时候，天刚亮。不是他起得早，是他一夜没睡。从老码头茶楼回来之后，他在公寓里坐了四个小时，把韦伯仁说的话从头到尾捋了三遍。每一遍捋完，窗外的天就亮一分。等到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接下来要做的事全都理清楚了。
有些事情，必须在天亮之前想明白。因为天一亮，人就该动了。
走廊里很安静，保洁阿姨还没上班，地板砖上留着昨天的鞋印。买家峻走到九层尽头，看见常军仁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里面透出一线灯光。他抬手要敲门，手刚举起来，门从里面开了。
常军仁站在门口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袖子卷到胳膊肘，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。缸子里的茶浓得发黑，一看就是泡了一夜的。
“进来吧。”常军仁侧身让开，“我就知道你今早会来。”
买家峻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他走进办公室，在沙发上坐下。常军仁把门关上，没锁，只是虚掩着。这个细节买家峻注意到了——没锁，意味着随时可以推开。在这个大院里，敞开的门比锁上的门更安全。
“昨晚韦伯仁找你了？”常军仁坐到买家峻对面，开门见山。
“你知道了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常军仁端起搪瓷缸子，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，“但我猜到了。昨天下午开完会，韦伯仁在走廊上看了我一眼。那个眼神，我见过。”
“什么眼神？”
“一个想上岸的人，看岸上的人的眼神。”常军仁喝了一口茶，苦涩地眯了眯眼，“我在组织部干了二十年，看过太多这种眼神。干部的考核材料上不会写这些，可眼睛骗不了人。一个人要是准备反水，他的眼睛会提前三天告诉他身边的人。”
买家峻没说话。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份安置房的调查报告，放在茶几上。常军仁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翻，而是把搪瓷缸子搁在报告旁边，缸底磕在玻璃茶几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“这份报告，你递上去几天了？”常军仁问。
“四天。”
“上面有回音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常军仁点了点头，像早就料到了。“不会有回音的。”他说，“你递上去的那条线，从上到下都被堵死了。解宝华在沪杭经营了十二年，他的关系网不是一棵树，是一片林子。你砍倒一棵，周围十几棵全都会动。你以为报告是递给上面的，其实它根本没出沪杭的地界。”
买家峻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。这个结果他猜到了，但从常军仁嘴里说出来，分量不一样。常军仁是组织部长，市里的干部任免都要经过他的手，他的话，就是权威。
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买家峻问。
常军仁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清晨的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啦响。他站在风口里，衬衫被吹得贴在身上，露出肩胛骨的轮廓。这个在组织部待了二十年的男人，身上有一种被岁月和文件压出来的瘦。
“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，”常军仁转过身，背靠着窗台，逆光看着买家峻，“为什么解宝华他们这么着急要把你调走？”
“因为我挡了他们的路。”
“不对。”常军仁摇头，“你才来多久？满打满算大半年。大半年时间，你能挡多少路？他们真正怕的，不是你挡路，是你把路面上铺的沥青掀开，让底下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暴晒在太阳底下。”
买家峻沉默了。常军仁的话像一根针，扎在他一直没想明白的地方。解宝华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市委常委，在沪杭经营了十二年，根基之深，不是一个大半年的新人能撬动的。可偏偏是这个根基深厚的人，在用最激烈的手段对付他——从舆论围剿到车祸伏击，再到现在的调离计划。这不合理。除非，买家峻触碰到的东西，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致命。
“安置房的资金链，只是冰山一角。”常军仁走回来，重新坐下，把搪瓷缸子端起来，却半天没喝，“你查出来的那一批问题钢筋，供应商是谁？”
“恒达建材。”
“恒达建材的法人是谁？”
“登记的法人叫周海，是个外地人——”
“周海三年前就死了。”常军仁打断他，“死在缅甸。车祸。现在的恒达建材，实际的老板是解迎宾的外甥，一个叫解鹏的年轻人。这些，韦伯仁昨晚告诉你了吗？”
买家峻的心猛地一沉。没有。韦伯仁没说这个。他只说了安置房的质量问题，说了资金挪用的线索，却对恒达建材的实际控制人闭口不提。不是他不知道，是他不敢说。解迎宾的外甥——这条线一旦牵出来，就不只是经济问题，是家族式的、系统性的腐败。韦伯仁给自己留了退路，可这条退路上，有他不敢越过的雷区。
“你想想，”常军仁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在跟自己做汇报，“一个死了三年的法人，一个在幕后操纵的亲戚，一个把钢筋换成废铁的项目，一群住在危房里等安置的老百姓——这些东西要是全部摆在台面上，沪杭新城就不只是‘工作失误’的问题了。那是刑事案，是大案，是要掉脑袋的。”
买家峻的手心里沁出了汗。他忽然想起花絮倩说过的一句话。那天在云顶阁的走廊上，花絮倩喝多了，靠在墙上，用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你以为你查的是房子？你查的是棺材。有些人的棺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