傍晚，杭城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雨。
不是瓢泼大雨，是那种细细密密的冷雨，被风一吹就往领口里钻。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掉光了，光秃秃的枝桠在雨里像一幅没画完的素描，笔触潦草而坚硬。银杏叶倒还剩一些，黄得发亮，被雨打下来贴在柏油路面上，像一枚枚印在灰色信纸上的金色邮戳。
林凡没打伞。他从集团总部走出来，沿着人行道往笑笑实验学校的方向走。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在领子上，领子是立着的，被水洇湿了边缘，颜色从浅灰变成了深灰。
学校已经放学了。操场上空无一人，只有那棵银杏树站在雨里，树干湿成了近乎黑色，剩下不多的叶子被雨打得不断点头，像是在跟谁承认错误。树叶堆在树根周围，积了厚厚一层，雨水浸透后泛出一种介于金黄和赭石之间的颜色，远远看去像一圈被浇灭的篝火。
林凡推开操场边的小铁门走进去。铁门上的油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。这扇门是学校开办第一年装的，那时候笑笑还在上幼儿园大班，放学后会从这里冲出来，扑进他怀里，书包里的铅笔盒被震得哗啦啦响。她那时候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“笑”字竹字头下面的“夭”总写成“天”，林凡给她擦掉重写，擦了六遍，第七遍终于写对了。
他在银杏树下站定，仰头看树冠。从苏家大院移栽过来的这棵树，六年了，已经比人高出一大截。去年春天树根拱破了塑胶跑道，陈嘉禾说这是树的呼吸，不用修，让它拱。后来跑道没有修，拱起来的地方被孩子们当成了天然的起跑线——每次体育课跑步，他们都站在树根拱起的那道坎上，喊一二三冲出去。
身后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
周明远没有打伞，灰色的夹克上全是雨点子，肩膀的位置已经湿透了。他的头发贴在额头上，比三个月前又白了不少，但眼睛是亮的——那种熬了很久终于能睡个好觉的人才会有的亮。
“我下午在城北基地。”他说，走到银杏树下，和林凡并肩站着，“今天有一个学员考过了电工证。四十五岁，在电子厂拧了十二年螺丝。他在考场上哭了。监考老师说，他实操的时候手抖得太厉害，万用表表笔捏不稳，测电阻测了三次才出数。但他还是过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打印纸，展开。是电子版——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的正式通知，时间是一周后，地点在北京。通知的末尾有一行手写的字，墨水和周明远夹克上的雨渍混在一起，有些洇，但还能认：
“周兄：你的方案我看了。职成教司明年有个试点，覆盖一百个城市。你要不要来？——同学 老范。”
“老范。范志军。职成教司司长。”周明远说，声音被雨声压得很低，但很稳，“我大学室友，上下铺睡了四年。毕业后他进了教育部，我下了海。三十年没怎么联系——他嫌我掉钱眼里了，我嫌他太理想主义。三个月前我在北京找过他，他不肯见我。前天他突然打电话来，说看了秦雪那篇报道，想跟我谈谈。”
“你怎么说？”
“我说好。然后我们聊了四个小时的电话，从下午聊到天黑。聊的不是试点，不是政策，不是资源。聊的是我们大学时候一起办黑板报的事。那时候他是宣传委员，我是学习系的代表，每月一期的黑板报我们俩包了。他写字，我画画。他每次都把‘教育’两个字写在最上面，一笔一画，描三遍。第三遍描完，粉笔灰掉在袖子上，白得像雪。”